一、粤港澳大弯区规划如何？现在进展怎样？
1 协作原则从“为市场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竞争”转变
供不应求和短缺现象是粤港澳大湾区早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只要能够引进先进的技术，将更多的产品更快的生产出来，就能够获得丰厚的收益，竞争性市场的缺乏使人们很少有进行深层次的技术自主革新的积极性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大部分领域逐渐面临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下降局面，就有必要强化人们为市场而竞争的积极性，打破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垄断格局，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鼓励人们加强市场竞争，实现对生产的投资向对竞争的投资的深刻转变，从根本上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
随着湾区特别是广州、深圳等城市实力的迅速增强，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香港，趋同性开始显现。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渐增多，合作的空间似乎遭到挤压。一些学者对粤港澳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亦有学者在区分粤港合作与竞争主体的基础上指出，新时期下粤港竞争的领域多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层面，而民营企业和社会领域仍然是合作多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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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两种争论都刻意回避了粤港之间基于市场竞争基础的合作可能性。事实上，充分的市场竞争对于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不可或缺。改革开放初期，恰逢世界分工格局演变和产业转移，粤港之间的互补性极强，迅速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分工合作模式，尽管粤港两地都从这种分工合作模式获益匪浅，产业迅速发展，技术不断革新，但是竞争的缺乏也导致技术效率较低，经济发展的外生性特征非常明显。
随着珠三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粤港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这种竞争恰好能够激发并迫使经济与社会各界人士注重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基于竞争的深化合作对于粤港澳各地人民都是利大于弊，是新常态下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的新使命。
2 协作重点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寻求新的合作基础之外，粤港澳大湾区不同构成部分的差异化发展事实也必须得到重视，这也是大湾区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中，各个城市面临相应的问题和困境，调整的重点因而有所不同，能够率先创新突破制度瓶颈，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城市必将获得新一轮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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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梯队：香港、澳门作为中国最早进入发达社会的经济体，香港和澳门的发展程度远远领先内地，尽管在经济总量上，中国沿海一些城市已经接近甚至实现了赶超，但在人均收入水平上依然显着落后。此外，这种领先并不局限于产业和经济发展方面，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更加广泛的领域，例如在专业服务和公共治理等体现软实力的方面，香港和澳门更是独具优势，而这恰恰是一个经济体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也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第二梯队：广州、深圳广州和深圳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一般的高收入国家，相对于大湾区其它城市，这两个城市的技术高度显著占优。由于产业层次业已达到相当高度，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空间已经很小，也就意味着广州、深圳继续提高‘硬实力’的空间没有早期那么大，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依靠技术边界的外移，实现新的技术突破，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展开直接的竞争，另一方面，技术边界的外移却并不容易实现，且较为缓慢，这就需要着力提高该地区的‘软实力’，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供给、文化环境等方面，以此吸引更多优质要素的集聚。在提升软实力的过程中，香港和澳门（尤其是香港）在专业服务、城市治理、公共政策等领域，无疑将为粤港澳开拓新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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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梯队：珠海、东莞、惠州、佛山、肇庆、江门、中山
相比于以上四个城市，第三梯队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略为滞后，但与国内其他许多城市相比，其产业层次并不逊色。这几个城市的主要问题在于较低的经济运行效率，也就是外生性的技术进步。这意味着这些城市仍然具备一些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空间，尽管空间已并不如早期那么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过分追求产业高级化而忽略了产业合理化，导致产业之间的互补性不足，无法发挥协同效应。
因此，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继续追求产业高级化并不可行，通过产业合理化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互补才是关键。这些城市需要重点推动资源要素的跨部门流动，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增加各个行业的技术强度，最终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技术水平，这也是该类型城市继续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边界外移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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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合作，经济结构调整首当其冲，尽管调整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大湾区的大部分城市而言，更为妥善的发展策略并不是加大技术研究与开发力度，有限的资源更应该用于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教育、人力资本、生产和生活环境和医疗等“软”的方面，以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提高当地经济运行效率。即使较为发达的地区也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提高当地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实施技术创新活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合作并不意味着排斥竞争，高度发达的大湾区更要主动展开竞争，倡导当地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在水平市场与其它国际企业展开竞争，只有依靠激烈的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实现内生性技术进步和内涵式发展。
3 协作领域从“经济领域”向“社会和行政领域”全方位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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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及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引致经济增速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以及经济风险上升等现象。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如何化解困难将在全国起示范作用，广东政府也在积极研究推进结构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港澳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并非直接的控制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规章去引导企业自律，企业在法律留白的广大范围中完全自主，而企业一旦有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则根据法律对之进行明确的惩戒，以维持健康的市场秩序。这些制度经验皆有利于广东推进供给侧改革、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广东近年积极推进政府转型，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方面香港的多元社会治理经验对广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在社会治理方面，香港和澳门一直保持着较为自由的社会形态，拥有丰富的社会协同治理经验，高度自治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成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自律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很多公共服务。香港也是世界上非政府组织(NGOs)最密集的城市，非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缓解政府有限资源的限制，更能可持续地应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这些都是粤港澳三地政府未来协作过程中可以思考的方向。
二、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涉及哪两个方面
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为实现发展目标，要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具有的基础，共建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制度差异是影响一体化的最大区情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珠三角九市。与其它湾区相比，粤港澳湾区的首要特点是湾区内部存在的制度差异，即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和三种法律制度。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是在WTO中存在的单独关税区，虽不享有国家主权，但在WTO框架内可以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享有与国家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香港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元执行与港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和澳币为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内地执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香港是英美法系，澳门是大陆法系。其中至为关键的管辖权和终审权话题非常复杂，但无论如何，香港和澳门享有不同于内地的司法权。
粤港澳大湾区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及地理上的紧密联系带来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首先是总量上的差异，例如澳门在面积和人口方面都明显小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它城市，经济总量上，香港、广州和最小的肇庆有10倍之差；其次是在人均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以人均GDP计算，最高的澳门为最低的肇庆的10倍，即使在地理上邻近的港深之间，其人均GDP也相差一倍以上；第三，经济效率存在差异，以地均GDP计算，即使不考虑面积较小的澳门，香港的地均GDP是深圳的1.8倍（详见表1）。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巨大差异。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香港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分别为7.2%和1.1%，澳门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分别为6.6%和0.6%，这远低于内地珠三角9个城市中占比最低的广州市，其相应数据分别为27.5%和25.1%。这个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港澳尤其是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职能，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制造业分工的结果。
二、多中心空间结构使一体化面临多种流向
在世界著名的湾区中，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非常突出。纽约和东京大湾区实际上是以纽约和东京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旧金山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是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有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3座入选观察全球城市网络研究中心（GaWC）世界城市的排名，但旧金山湾区的对外交通以及国际经贸联系仍然需要通过旧金山，旧金山的相对作用和地位很高。在粤港澳大湾区则有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4座城市入选，其中香港的排名一直靠前，但深圳、广州由于其金融服务业所带来的全球连通性，排名迅速上升。
机场的吞吐量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在全球50大机场中，广州和香港均为吞吐量在七千万以上的枢纽机场，深圳也位列吞吐量五千万的枢纽机场，其它湾区则除了其核心城市机场外，都没有其它城市的机场进入全球50大机场，都不具有典型的多中心结构。多个处于世界前列的城市使得大湾区面临多种空间流的复杂性， 据王世福等利用2019年腾讯位置数据分析，在工作日，香港与珠三角城市群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香港与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的一半，而大湾区的珠三角内部存在强联系的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主要是“广州-东莞-深圳”以及“广州-佛山”之间，港澳与湾区其他城市的人口流动规模并不大。
三、应有更多样化的目标和任务
区域一体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就其状态而言是指不同地方的行为主体的制度环境乃至供求关系是相同的，就其过程而言是指不同区域之间经济边界逐步消失。细分起来，区域一体化在区域发展研究语境中有两个指向，第一个属于国际经济学范畴，指两个以上的国家（经济体或关税区）逐步让渡部分甚至全部经济主权，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并形成排他性的经济集团的过程，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集团是欧洲联盟。第二个属于（一国内部）区域经济学或者空间经济学的范畴，通常在国土范围大、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差异大的国家内，讨论比较多。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和区域政策讨论的重要话题，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内需，缩小地区间差距，同时还可以促进国土空间优化，形成良好的国土空间经济秩序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包括基础设施联通、政府间协议、制度建设和整合等多种形式和阶段。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实现真正的区域一体化需要较高的条件，在国内的政策实践中，实施一体化的区域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都市圈，如广东省2010年出台的珠三角五个一体化规划。2019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是第一个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公共政策，从规划的目标和内容看，除了硬件的基础设施和创新产业外，还对应着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和整合阶段，是高度一体化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涉及了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两个范畴。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在国际经济学范畴中是多个不同关税区的相对独立经济体的一体化发展，这就包括了贸易、投资、关税及非关税措施、相关货币财政金融等宏观调节政策的相互协同和一体化发展的内容。在区域经济学范畴中则是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相似的要求，包括基础设施、创新产业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整合，与国际经济学范畴不同的是，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则会更多聚焦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财政政策，而不是在货币政策和司法制度等与行政主权关联的内容。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具有其它国内区域不同的更具有多样化的目标、任务和路径。四、重点建设各类合作平台促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应从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两个范畴来思考。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应该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发挥地区优势，塑造新型文化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还需要在货币、贸易、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政策及制度协调取得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制度和体制优势一方面是在整个湾区范围加强设施的“硬联通”和机制的“软联通”，大湾区内，在保持各自制度特征的基础上，做到不同制度的特点在空间上的相互结合，使制度差异带来的红利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释放；另一方面是在重点地区打造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在合作平台内做好制度和机制设计，促进各种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发展，通过抓好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重要载体，打造粤港澳三地紧密合作的结合点和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措施也是多方面的，其中，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是促进大湾区一体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国内其它区域一体化发展地区，有着“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等多个特性，既有国际经济学也有区域经济学的一体化涵义。很多一体化内容和措施需要在大湾区范围内逐步分阶段地尝试、改革和实施，这就对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提出了现实需求。这样做既可以发挥不同区域在制度方面差异的优势，也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从珠三角的发展历程来看，粤港澳的紧密联系就是充分发挥不同体制和制度优势，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如早期的中英街、产业园区和经济特区。
发挥制度优势，在合作发展平台进行多方面的试点和改革尝试。合作发展平台的选择可以是“9+2”城市之间的两两合作打造，也可以是多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合作发展平台的空间安排既可以在广东省的9个城市，也可以在港澳地区。最基本的合作内容是先着重产业合作，搭建企业和产业间在资金、技术和人员等方面的紧密合作；然后可延伸至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合作，进而进行人员交流往来的紧密合作。经过合作发展平台的摸索之后，可以进行行政、司法等制度方面的合作，探索逐步形成完全一体的行政司法等制度环境。五、依据战略定位构建多层次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任务和路径都是多样化的，不同的发展任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不同层次的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尝试和完成。
1、建设功能齐全、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合作发展平台
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发展战略是突出极点带动，即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可见，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是大湾区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及其都市圈一体化空间范围是带动大湾区发展的极点，因此，要在这4个中心城市建设功能齐全、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合作发展平台。具体而言，这主要有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功能区、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这一范围也与总面积约为116平方公里的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相似。
在香港范围内，支持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和毗邻的深圳科创园区共同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区。落马洲河套是1990年代末，港深两地政府进行深圳河治理工程后，新旧河道之间形成一个曲流（又称河曲）区域，拨归香港管理。在现有的大湾区规划纲要的规划期内，香港一侧的合作示范区先确定在落马洲河套地区，符合渐进的行动规律，未来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可以在香港其它地区例如新界选择1-2个合作发展平台，进行更为全面的、广泛涉及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范畴的一体化政策措施改革。
关于在香港合作发展平台的一体化示范内容，除了在科技创新研发之外，有必要较多关注高端的制造业或制造环节的推进。香港的经济结构已高度服务业化，制造业的占比非常低，不仅和中国内地城市相比较低，和新加坡这样的城市经济体相比也是如此。按照就业计算，2015年香港的制造业就业占比为3%，新加坡为11.1%，按照增加值计算，2017年香港的制造业占比为1.1%，新加坡为17.9%。过低的制造业占比可能会对经济就业的稳定性以及研发投入产生影响。以新加坡的数据为例， 2010-2016年新加坡私人部门中的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是服务业的3.56倍。因此，在香港的合作发展平台有必要关注制造业的发展。
2、在珠三角内各城市建设功能多样、分布广泛、不同层面的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内的9个城市有着各具特色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在推进粤港澳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城市定位，构建功能多样、分布广泛的珠三角内不同城市不同层面的合作发展平台。
通过对经济规模、创新能力、宜居环境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对珠三角九市进行分类，可以将其划分为4个层级：第一层级深圳、广州，第二层级珠海、佛山、东莞，第三层级中山，第四层级肇庆、惠州、江门，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中设置不同功能的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具体而言，可以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在佛山南海区、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东莞滨海湾新区、惠州大亚湾新区、中山翠亨新区、肇庆新区等地进行合作示范，共同推进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更多、更广泛的合作示范平台中，按照宜居生活、创新活力、产业合作、教育医疗、司法行政等不同内容，设定探索示范合作内容的类型，为未来粤港澳“9+2”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全面一体化发展积累不同层面的经验。
三、粤港澳大湾区出行效率效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6月23日讯 港澳船舶进出内地港口按国内航线管理，全面提升大湾区水上通行效率；推进内地和港澳引航互认；粤港澳三地共同举办“大湾区海事节”；加强三地防抗台风应急合作，推动三地建设、开放搜救飞机补给与起降点……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和保障能力，推进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航运业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意见》的出台，是加快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具体举措。
《意见》从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协同合作，优化航运营商环境、促进市场资源高效流动，加强行业监管和保障能力，积极促进航运绿色发展，持续提升水上应急搜救能力，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20条具体措施。具体包括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协同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粤港澳海事合作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交流，依法共享粤港澳海事管理信息，推动粤港澳海事管理和技术标准协同互认；加强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制度衔接，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船舶高效便捷流动，推动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航海保障科技水平，全面创新粤港澳大湾区中内地海事信用管理机制；积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航运绿色发展。全面加强船舶污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有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水域综合污染应急能力建设；持续提升水上应急搜救能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水上应急搜救合作机制，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水上应急搜救能力；助力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航运发展环境，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服务效能，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航运产业要素聚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素质船员队伍建设，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渔业可持续发展；坚持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支持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航运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港澳航线船舶一直参照国际航行船舶的管理模式，在进出内地口岸时，需要办理进出口岸手续。《意见》提出，优化对大湾区内地航行港澳船舶的安全管理，将在大湾区内进出港并航行于粤港澳之间的三类船舶（港澳籍船舶、内地运输船舶、大湾区船籍港内地非运输船舶）按照各自的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法规进行管理，进出内地港口时按照国内航线实施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四、2022前瞻：大湾区的三大动态浅析
距离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过去近三年，进入2022，大湾区的发展迈向第四个年头。虽然大湾区目前仍受疫情困扰，但我们注意到，大湾区经过了三年的启动期之后，即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中三个方向的动态说明了这一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首先，我们就来看下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动态。
三年来，大湾区一直把科创智造摆在发展的核心位置。目前，大湾区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75%，接近美国（2.83%），虽存在研发经费投入不均衡、高水平科研机构存在短板的问题待解决，但创新产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新兴产业方面，大湾区新兴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为23.2%，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聚集态势，珠江东岸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珠江西岸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带初具雏形，随着对进口依赖的降低，孕育出世界级企业、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未来可期。
在落地方面，市场注意到虽然各个科创产业、智慧园区发展如火如荼，但存在招商效果不佳、园区过量、一些参与者缺乏工匠精神等问题。进入2022年，这些结构性问题在政策与市场的调整下，以及在供需慢慢平衡渐趋于合理下，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则经济活，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下大湾区的金融动态。毫无疑问，“跨境理财通”的推出是构建粤港澳一体化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一步，随着更多支持政策的出台，大湾区的金融生态将呈现出新变化。各大金融平台、金融机构都在加码大湾区，理财子公司和金融科技子公司不断成立。在金融业慢慢双向开放的背景下，市场参与者迎来发展机遇。不过面对一国两制、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的独特格局，打破流通壁垒、监管壁垒和人才壁垒成为发展的关键。
2021年9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计划筹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的文件，有望推动湾区在金融基础设施互认、金融风控合规等方面加速发展，促进湾区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此外，亦可借助金融科技的赛道，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实现大湾区投融资便利化。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畅通跨境投资创新渠道，市场参与主体已在大湾区排兵布阵，以期在大湾区金融融合的趋势中觅得发展先机。
最后，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是大湾区的融合动态，能否联动发展、互通有无决定了大湾区的前景。三年来，大湾区已经有了城市群、都市圈的概念，接下来将是经济带的概念。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和香港北部都会区是目前比较受关注的四大枢纽经济板块。
侧重科技产业的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出世，将与深圳联手打造成与维港都会区并肩的都会区；去年9月，国家正式宣布全海由原来的14.92平方公里扩大到120.56平方公里，让深港合作迈上新台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代表着澳门与珠海共同开发横琴的脚步开启新节奏；而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发布了关于“前海与中山翠亨及东莞滨海湾联动开发建设方案研究”课题公开招标的公告，释放出深圳、中山、东莞联动开发建设的信号。
政策上在“拆墙”，交通上在“连接”，深江铁路、狮子洋通道、深中通道等将把湾区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高速地连接到一起。一面面墙拆开，一条条通道建起，海面不再是障碍。湾区将会在空间上成为互通有无的一座“大城”，2022年，这种融合将迎来新气象。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珠三角各城诸侯争雄是湾区1.0时代，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让珠三角各城初步融合是湾区的2.0时代，那么打破行政藩篱、路桥互通有无、产业紧密融合就是湾区的3.0时代。2022年，或将是这个“无边界”3.0大湾区的起点。
五、广东佛冈县：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服务休闲胜地
中国经济周刊一经济网讯 近年来，广东清远市佛冈县以打造成清远“副中心”城市、“入珠融湾”的“南大门”，休闲 养生 的有福之地为目标，按照“两山两河一湖一泉”全域 旅游 布局，高点规划、一体推进。坚持“共建共融、共享共兴”的思路，结合 旅游 资源禀赋，携手毗邻的清远市区和广州市花都区、从化区、黄埔区等进行全域 旅游 战略合作，致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旅游 集聚示范区。
近几年来，佛冈成功引进了 20 多个 旅游 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超 200 亿元，成为了全域 旅游 发展的一片热土。目前，县内有聚龙湾、森波拉 2 个国家 4A 级 旅游 景区，熹乐谷温泉度假区等10 余个省内外知名度较高的 旅游 景区，佛冈温泉 养生 之旅入选省 100 条乡村 旅游 精品线路。自创建以来，全县 旅游 接待总人数及 旅游 总收入逐年递增，2019年，该县 旅游 接待总人数达到 654.2 万人次， 旅游 总收入达到 44.6 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1.7%、15.9%。
8月18日，熹乐谷水世界隆重开业，佛冈县借助企业开业为契机，为佛冈的 旅游 景区和 旅游 产品再鼓劲造势，让广大游客朋友们知道，佛冈不仅冬天能泡温泉，夏天还能玩水、游乡村。佛冈县政府和 旅游 企业心手相牵，借势、借力、借智，在疫情常态化下彻底点燃佛冈县全域经济复苏之势，聚集更多的人气、财气、福气，把佛冈县打造成为湾区北部 旅游 、休闲、度假、生态、康养的胜地，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该县因山挺拔、因河秀美、因泉灵动、因湖勃兴。佛冈县长蔡旭东在致词中表示，欢迎各界朋友到佛冈 旅游 养生 、投资兴业、共谋发展、“来佛冈，温暖你，在佛冈，我氧你”。畅玩水世界，泡氡温泉，品清远鸡，纵情佛冈，让每一位来到佛冈的游客朋友们都能“陶醉于熹乐谷”。
据悉，该县已建成国家4A级景区2个、创建省级 旅游 名镇1个、省级文化和 旅游 特色村1个， 历史 文化 旅游 精品线、休闲 养生 线、工业 旅游 线分别入选省级首批 旅游 线路，“粤中画廊、 养生 佛冈”品牌享誉珠三角。
广东省 旅游 协会秘书长蔡涛表示：熹乐谷水世界开业，正是佛冈县全域 旅游 发展的新引擎。佛冈是清远面向大湾区的南大门，借助京港澳高速跻身广州“一小时”生活圈，打造全域 旅游 既是佛冈立足“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建设清远入珠融湾“南大门”的重要时机。借助全域 旅游 示范区为点，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加大 旅游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构建全域覆盖的 旅游 公共服务网络，整合全域 旅游 宣传营销，谋划全域 旅游 突破战略等措施，全面推动了全县全域 旅游 呈现，实践 探索 佛冈特色 旅游 的发展模式。
广东省 旅游 协会第五届执行会长、勤天集团董事长王硕朋在水世界开业致词中表示：熹乐谷水世界将全新开放，欢迎各地游客来畅玩属于自己的水世界，该项目共投资8000万元。依托佛冈自身文旅资源优势，积极挖掘、提升熹乐谷品牌知名度、助力全域 旅游 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立足佛冈，全域 旅游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气、财气、福气之地。目前，佛冈县拥有广东最大的温泉集聚带，全国唯一的出水温度达到88摄氏度高温珍稀氡温泉，熹乐谷水世界项目等。勤天·熹乐谷温泉度假区将给游客一年四季带来不一样的玩法，春天赏花，夏天玩水，秋天撒野，冬天泡汤，众多的游乐设施，让广大游客体验365天，天天欢乐的无忧假期。勤天人努力把熹乐谷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 旅游 休闲目的地，为广东的 旅游 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让佛冈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勤天熹乐谷水世界，熹乐谷温泉度假区位于温泉之乡——广东清远汤塘，集山顶度假酒店、凤凰温泉、熹乐谷水世界、自然 探索 研学基地、亲子主题乐园、民俗文化村、婚庆及会议、休闲度假地产八大业态于一体的南中国温泉度假综合体，是珠三角等地市民的四季常时度假胜地。畅玩佛冈熹乐谷"春夏秋冬” 旅游 介绍：
①春 太空星球游乐园，集 科技 展示、互动 娱乐 、科普教育于一体，游乐园内各类星球、卫星等各类天体模型环绕，带给你漫步太空，遨游宇宙的沉浸式体验。
②夏 熹乐谷水世界，全年龄段游客挥洒热情，亲近清凉的水上世界，分有大型儿童戏水区、大型欢跃水寨、彩虹滑梯、高空悬挑无边际泳池等多个游乐项目，让你度过一个刺激清凉的夏天。
③秋 自然 探索 研学基地，拥有丛林穿越、现代农业、科普教育、农作体验、萌宠乐园、帐篷营地等游乐体验项目，是亲近自然、文化体验、休闲 旅游 、亲子出游的好去处。
④冬 熹乐谷凤凰温泉占地面积2.5万m²，依泉脉而打造，遵循凤凰呈祥型独特规划了9大特色温泉区，各类温泉汤池多达65个，蕴藏着珍稀的88℃天然地热“氡”温泉。
（黄斌 李好 刘圆 陈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