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谁知道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人文特点?
历史地理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基础。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是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按照自然地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淮河是中国结冰的河流中最靠南的一条大河）。而按照文化地理，那么明清以来以长江为界大概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
巴克尔说：有四个主要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地形。除此之外，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与白面，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伟与刚健的体魄，同时，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突出出来了。
而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所以有着灵巧的心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语），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视政治的个性就较为突出。鲁迅曾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从相貌上看，北人长南相或南人长北相者为佳。王国维对南人和北人的评价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
下面林语堂的这段话，是比较能抓住南北人文差异特点的：“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喜欢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浙江一带人相比则更为保守，他们没有失掉自己种族的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画卷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
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感觉中，北方文化像高山一样崇高、庄严、敦厚、朴实、壮阔，南方文化像流水一样灵秀、柔情、细腻、飘逸、梦幻。这实际上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异质，就像一个英伟豪爽的大丈夫和一个温婉美丽的柔女子，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若以区域文化详细划分中国文化的话，可以划分出很多，主要类型有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草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等。在本书中，我们将对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区域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观照及巡礼。
历史名人与文化地理一则幽默说：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以大象为论题写一篇文章，德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情爱》，俄国人写的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写的则是《大象的伦理道德》。另一则幽默说：一幢杂居着各种民族的大楼在失火后，犹太人首先背出了钱袋，法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地到处寻找老母。这两则幽默形象地把隐藏在心灵世界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渲染出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淮河以南的柑树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柑果，移栽到淮河以北后只能结出又小又酸的枳果。作为人文地理秘密塑造出的涂满油彩的标志性个体，历史名人从来就不外在于人文地理的母胎。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鱼，人文地理就是水，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树，人文地理就是土地。离开一定区域的自然与社会交汇的总体背景去奢谈历史名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历史名人恰恰是区域性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精神最大标记”的一种充分体现，同时它也进一步修补和深化了人文环境的外部功能。19世纪末年，泰纳·勃兰克斯等风头强劲的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种族因素，他们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是决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冲动”。
20世纪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支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齐鲁文化为例，尽管如刘禹锡所说，齐鲁人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邹人东近沂泅，多质实；南近腾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但从总的角度来看齐鲁人给人的印象是壮实英伟、淳朴厚道、耿直重情、富有同情心，潜含着英雄主义的阳刚豪洒之气。在今天，齐鲁人被认为是保留中国北方传统风尚最多的群落，提到北方人人们最先想到的首先是他们。在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中，在早期儒家文化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北方文化的特质。(节选)
附:原文
为什么江浙一带多美女？天府之地为什么多文人?——“一方水土一方人”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常识，但是真要系统回答“人与地”的深层关系却不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说陕西关中自古帝王洲？为什么红色湖南闹革命？为什么江浙一带多美女？天府之地为什么多文人呢？哪个地方出枭雄？哪个地方出圣人？———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脉》就是这样一门老祖宗的“水土产人学”。
国外大家对中国人文精神的点评今天，中国民族精神的根脉和深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遮隐。从当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糟粕和种种价值体系的弊端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两次世界大战后深受物质文明泛滥之苦的人类来讲，中国人文精神中那种与自然同体的世界主义的东西，无疑对未来的世界有着极大的启示，因为对人类来说，“世界必须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陷于悲惨结局的惟一道路”（汤因比语）。
400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轰动整个欧洲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笔调，对中国这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作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尽善尽美的描写。现在看来，该书显然不尽正确，甚至荒谬之处颇多，但书中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颂词，却很值得引起注意。
在欧洲历史上，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康德、谢林、亚当·斯密、威尔斯、托尔斯泰、沙畹、雅斯贝尔斯、弗赖、托尼、李约瑟等等一些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高度关注过中国人文精神。汤因比是这些人中的代表，当有人问及如果允许他在世界历史的某一瞬间重新降生，他愿选择何时何地时，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向往的神情说愿意降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新疆（也就是那条刚刚兴盛起来的闻名世界的丝绸商道上）。
汤因比生前曾多次提及，中国在未来将扮演人类文化主轴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已过去的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实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敬畏，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致挫败。这是道德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道教与中国所有哲学流派共同具有的（除去已灭绝的法家）。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西方人虽然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但东亚各国将可以战胜他们。
汤因比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精神一点不假，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他发现明朝军队是他周游世界所见到的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这支强大的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强大的武装来侵略别国（见利玛窦《中国札记》）。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的两大特点是爱好和平与敬神尊祖。费正清强调中国的人文主义特点是：忍耐、爱好和平、讲调和、守中庸、保守知足、崇拜祖先、尊敬老人与有学问的人等等，这一切体现了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而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保守安逸生活，正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生活。另一个大汉学家李约瑟则认为中国人的特征是道德伦理观念较重，具有恭敬的自谦性处世心态和人道主义精神，另外，中国人的世界主义和大同思想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歌德看来，中国是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保持节制的民族，这正是它的文化从不间断地维持了几千年之久的原因。
这一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在众多点评中国民族精神的大家中，印度大学者出身的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的一段话值得注意：“中国人是爱美的。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宫殿。一切物体———城市与庙宇、田野与花园、桌子与椅子、小小的茶杯与筷子等等，中国人都想使它们变得美丽。最贫穷的仆人也以美的方式吃光剩饭。美是他们生活的面纱，是他们田园的色彩。”透过中国人文精神那陈旧静美的阔大面庞，穿过中国深厚而古老的传统大地，蓦然回眸，我们实际上已经察觉到，无论是灿烂的荣光，还是沉重的耻辱，中国文化最动人之处，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神秘而敞开的亲密交流，以及这种交流所形成的生活和文化。对中国人来说，灵魂的拯救不是来自于上界的神，而是来自于脚下的大地。正所谓：“云烟影里见真身，始悟形骸为桎梏；禽鸟声中体自性，方知情识是戈矛。”南人与北人
历史地理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基础。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是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按照自然地理，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淮河是中国结冰的河流中最靠南的一条大河）。而按照文化地理，那么明清以来以长江为界大概更为合理，更有说服力。
巴克尔说：有四个主要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地形。除此之外，长期性的文化基因传承和沉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清华，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环境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北方人的主食是高粱、大豆与白面，所以培育出了北方人魁伟与刚健的体魄，同时，这些作物的耕作需要人们之间的协作，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与政治意识就突出出来了。
而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所以有着灵巧的心性，同时，“水稻栽培往往促进分散的离心力而不是合作的向心力”（乔伊斯·怀特语），所以南方人散淡的漠视政治的个性就较为突出。鲁迅曾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从相貌上看，北人长南相或南人长北相者为佳。王国维对南人和北人的评价是：“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
下面林语堂的这段话，是比较能抓住南北人文差异特点的：“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喜欢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浙江一带人相比则更为保守，他们没有失掉自己种族的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画卷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
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感觉中，北方文化像高山一样崇高、庄严、敦厚、朴实、壮阔，南方文化像流水一样灵秀、柔情、细腻、飘逸、梦幻。这实际上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异质，就像一个英伟豪爽的大丈夫和一个温婉美丽的柔女子，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若以区域文化详细划分中国文化的话，可以划分出很多，主要类型有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关东文化、荆楚文化、草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巴蜀文化、滇云文化、西域文化、台湾文化等。在本书中，我们将对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区域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观照及巡礼。
历史名人与文化地理一则幽默说：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以大象为论题写一篇文章，德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的是《大象的情爱》，俄国人写的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写的则是《大象的伦理道德》。另一则幽默说：一幢杂居着各种民族的大楼在失火后，犹太人首先背出了钱袋，法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不顾身地到处寻找老母。这两则幽默形象地把隐藏在心灵世界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渲染出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淮河以南的柑树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柑果，移栽到淮河以北后只能结出又小又酸的枳果。作为人文地理秘密塑造出的涂满油彩的标志性个体，历史名人从来就不外在于人文地理的母胎。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鱼，人文地理就是水，如果把历史名人喻为树，人文地理就是土地。离开一定区域的自然与社会交汇的总体背景去奢谈历史名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历史名人恰恰是区域性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精神最大标记”的一种充分体现，同时它也进一步修补和深化了人文环境的外部功能。19世纪末年，泰纳·勃兰克斯等风头强劲的文化历史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人文地理深境中民族文化的三大要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种族因素，他们断言种族因素中的天赋、情欲、本能、直观是决定民族文化特征的“永恒冲动”。
20世纪前期，弗洛伊德的高足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一生都在强调“集体无意识”的巨大影响力。在他看来，每个人一生的行为都受到背后一只无形大手的控制，这支大手就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传统中具有文化同构特征的综合价值观念，它是人文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齐鲁文化为例，尽管如刘禹锡所说，齐鲁人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邹人东近沂泅，多质实；南近腾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但从总的角度来看齐鲁人给人的印象是壮实英伟、淳朴厚道、耿直重情、富有同情心，潜含着英雄主义的阳刚豪洒之气。在今天，齐鲁人被认为是保留中国北方传统风尚最多的群落，提到北方人人们最先想到的首先是他们。在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中，在早期儒家文化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北方文化的特质。
传统儒家文化的正脉发迹于齐鲁，除了文化圣人孔子以外，早期主要人物绝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一带，诸如孟子、子思、曾参、颜回、子路、子贡、曾皙、公冶长、原宪、伏生、主父偃、孔融等等。这一精英群体在齐鲁文化中应运而生并非偶然现象，只有适合于营造儒家思想的人文地理模式中这一切才可能发生。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齐鲁自古出贤相。诸葛亮、管仲、晏婴、王猛、王导、房玄龄等历史上重量级贤相都是山东人。齐国的建立者姜子牙和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也是两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贤相。另外，有人推断商代著名的贤相伊尹也是山东人。山东历史上贤相辈出的情况与唐代以前这里发达的经济、深厚的儒家气脉、雄浑的人文情貌是分不开的。“文章不疗山水癖、身心每被野云羁”。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区域文化的闲书，一本图文并茂的文化随笔集。书中浮现着的正是中国那无比古老、硕大漫长的鲜活身影。读者手持一册，坐于斗室帷幄之中，而能在综罗百代的广博细微中餐霞饮月、燕闲清赏，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此中有深意，如清初文人张潮所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瞄准“中国区域文化”这一靶心，我们大可以施展身手，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名山大川多得不得了，而历史更是长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和喜欢回忆历史的美国人大不相同，美国历史就算从1776年算起，到今天也只有200多年，难怪法国人讥讽说，美国人喜欢回忆历史，但一回忆到他们祖父的父亲那里就再也回忆不下去了。
二、焦作的主要历史文化和人文特色
以焦作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历史文化，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具体、权威的称谓，可是，在其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却有不同的称呼和说法，如“山阳文化说”、“覃怀文化”、“怀文化说”、“怀川文化说”、“河济文化”、“河内文化说”等。尽管众说纷纭，然而，焦作地区历史文化独特的地域性、发展的根源性、文化的原创性、辖域的一致性、史实的重大性、内容的丰富性、广泛的包容性、思想的基础性、影响的辐射性、延续的长期性等特性，彰显着文明辉煌，却不容置疑。下面，择要述之：
一、独特的地域性
焦作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其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今焦作地区，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北部父亲般的大山----太行山和西北部的王屋山（二山一脉相承，前者是南北走向，后者是东西走向）抵御着西北风的狂暴劲吹，是为“山阳大地”；南部是母亲似的大河----黄河和伟岸的邙山，故称“河阳之地”。
太行山,在我国的史籍中有诸多名称，《列子》谓之“大形”，《淮南子》、《山海经》谓之“五行山”、“盘古山”，《隋书地理志》谓之“王母山”，《太平寰宇记》谓之“皇母山”、“女娲山”等。《括地志》载：“太行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
太行山是我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耸立于今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省市间，北起北京西山，南达豫北黄河北崖，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400余公里，为山西东部、东南部与河北、河南两省的天然界山。山势北高南低、东陡西缓，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西翼连接山西高原，东翼由中山、低山、丘陵过渡到平原。从华北平原西望，山势陡峻挺拔，山高林密，形势非常险要。山西高原的河流经太行山流入华北平原，山地被沁河、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切割，多横谷，当地人称其为“陉”。著名的“太行八陉”在河南省境内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自古为河南地区进入山西高原的交通要道。今焦作境内的太行山地区，在古代历来被视为兵家争夺之要地。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仅次于长江，也是世界第五长河流。黄河从源头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河长3472千米；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直对北岸武陟县嘉应观乡御坝村）间为中游，河长1206千米；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长786千米（黄河上、中、下游的分界有多种说法，这里采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划分方案）。伟人毛泽东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可见，黄河之伟大，黄河在人们心目中位置之重要。
焦作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是黄河走出高原、走出大山塑造的第一座城市。黄河在焦作市境内流经孟州（最西端是西虢乡）、温县、武陟三县市，境内河道长98公里，现年均流量1440立方米／秒。在焦作市境内沁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 (沁河流经沁阳、博爱、温县、武陟四县市，在武陟方陵汇入黄河)，境内河道长80公里。
太行山层峦叠嶂；母亲河渊源流长。焦作地区，自然风光，秀美壮丽。大山大河造化了焦作山水之大气，成就了焦作文化之大势。
《史记》中说，中原指的是“三河”一带，即夏都河东、商都河内、周都河南，明确是指洛阳黄河段的南边、北边、西边，即在今河南西北部，豫、晋两省交界一带。河南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而焦作正初于这个核心之中。
二、发展的根源性
树有根，水有源。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多有论争，但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中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地位在学术界历来是不争的事实。河南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
犄角怀川，双阳大地，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土质肥沃，得天独厚。这里良好的地域环境适宜人类生存、发展。
中华大地上的远古人类很早就在太行山系中活动，繁衍生息。汗牛充栋的史籍记载，考古调查及发掘的1092处文物点和50000多件文物有力地证明：焦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三河文化（河东、河南、河内）的发祥地之一；无论是焦作市城区，还是焦作辖区的边缘地带，焦作历史文化连绵延续、发展不断。目前已经发现的沁阳邘邰祖先洞、博爱汉高城和六堆峪、济源王屋山4个地点的旧石器文化，说明距今5—3万年前先民已在这里生息。据1960年《博爱县志》记载：在汉高城村西山发现面积为1300多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有石片、化石等。距今9—8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孟州子昌、沁阳捏掌和紫赵、焦作九里山、济源长泉和邵原，不落后于全国同时期的考古文化，从遗址里出土了石耒、石铲、石磨盘等。从这些工具来看，当时焦作地区的农业生产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后的距今7—5千年前的3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和更多的龙山文化遗址的数量和水平于全国同时期的文化是齐头并进的。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中发现的博爱县金城龙山文化中期古城址，为全国独一无二；温县徐堡龙山文化中晚期古城堡，面积之大、保存之完整、内含之丰富、筑城技术之先进在全国少见。为研究龙山文化向夏文化过渡、城市等级制度和发展历史、史前城市形态、我国文明的起源、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筑城技术、古气候、古环境、水利史（沁河和济水的变迁）等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这表明黄河和济水孕育的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已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时代里，这里上演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剧，留下了丰富的遗迹。从母系社会转型为父系社会的三大部落的活动区域，是以黄帝为首的部落在济源太行山西段的王屋山、天坛山地区（如黄帝祭天战蚩尤等），以炎帝为首的部落在山西省高平市羊头山和河南省沁阳市神农山地区，以蚩尤为首的部落在河北省的太行山一带。太行山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地，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当黄河水经过大禹治理，顺流入海后，济源、焦作的怀川大地逐渐干涸，人类先祖开始由山区到今华北平原活动、定居。原始社会末期，这里的“文明”就吸引着四方百族，这里成为华夏民族发祥地的中心地带。
从中华文明史之源看，学术界关于人类文明形成的标志，主要有原始农业、城邑、金属器具、文字以至国家的雏形，最能反映社会组织进化的就是城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不约而同把重点锁定在中原，经考古研究后发现，“黄帝”创业活动的重点地域即今灵宝西坡遗址、“禹都阳城”即今登封王城岗城址、“夏启之居”即今新密新砦遗址、夏代中晚期都城即今偃师二里头遗址、济源原城遗址等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城邑都在河南。焦作地区有新石器时期--汉的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早商的府城古城址、夏商时期的温国故城等等。这些考据证明，由黄帝开始的5000年文明史，起点就在中原地区。在此前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最早摆脱了蒙昧和野蛮，选育、栽培、收割和加工农作物，发展了原始农业；炼铜、制造工具，发明了冶金术；使用契刻符号图画文字记载表意，创造了文字；开启了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建立了城市；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初现了文明曙光。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之源看，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三皇五帝”，或者在河南出生和活动，或者在河南建都立业，经过夏商周三代融合，形成了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主体。由中华人文始祖衍生出了数以千计的姓氏，流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大姓的绝大部分源头在中原，据考证起源于河南的大姓有72个，而这其中起源于焦作的姓氏有46个。如：温、覃、苏、雍、鄂、于、樊、巩、苟、蒋、卜、安、程、晁、陆等，甚至日本的板上、大藏、原田三姓也来源于焦作，系汉献帝刘协的后代避难到日本后发展成的姓氏。
三、文化的原创性
焦作历史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起到了一定的开创作用。无论是远古神话、黄河水利文化，还是古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文明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的发明与中医药学的重大发现，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里是人类始祖和神话传说的发源地。盘古开天地、华夏祖先伏羲女娲成婚、女娲补天、轩辕黄帝祈天破蚩尤、共工堙水、鲧障洪水、大禹治水等，在这里起源并广为流传。
先民们用石器“刳木为舟”，创造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大禹治水已“陆行载车，水行载舟”。焦作,是大禹治水建立功勋的第一座丰碑；焦作,有万里黄河千里长堤的第一个堤头；焦作,有黄河河工引吭高歌的第一支号子。黄河北岸，一马平川，草长莺飞，扬柳堤岸，故渡人家，淳朴风情，展现出古老神秘的黄河文化、水利文化。
焦作地区与黄河南岸的郑州至洛阳一带，自古就是沟通大半个中国的水上运输中枢。黄河、洛河、沁河、丹河、卫河、汴水等自然河流和隋唐大运河等人工河流交汇于此，发达的水路漕运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也谱写了无数华丽的篇章。
这里，神农祭天处、尝百草处、药王孙思邈活动遗迹等，显示着古代农业和医药的起源；出土众多的陶瓷文物及当阳峪陶瓷遗址，显示着怀川是发达的陶瓷文化之根；由大禹首次颁发的《夏小正》是中国的历法之根；是以阴阳八封为灵魂的太极文化的产生地；是“正始玄风”的策源地。这里是商汤革命的起始地；是武王伐纣的前沿根据地；是后汉光武中兴的大本营。发源于陈家沟的太极拳、月山寺的八级拳和净影寺的猿拳，证明焦作是中华武术之根。这里还是道教中心和佛教圣地。
四、辖域的一致性
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客观条件；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是其根本基础和主观要件。今焦作地域在夏朝禹分九州时，为冀州覃怀之地。这里不仅为国都所在地，而且还以此为大本营，积极向外发展，国力逐渐强盛。殷商时期，覃怀地区为其畿内地，而祖乙也曾都邢邱，即今温县一带。盘庚迁殷后，该地区仍为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在殷商甲骨文中，有“覃”的地名。覃地是商王来往和重要的田猎地，卜辞所记甚多，如“甲申卜：王其于覃”、“甲辰卜：翌日乙，王其于覃无灾吉”。《尚书·禹贡》中说：“覃怀底绩，至于衡章。”意思是说，覃怀这个地方治理的范围，到横着的漳河那里。
西周时，这里为畿内地，是王室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东周时期称南阳，先为畿内，后为晋所得，当时的范围大概指今天的浚县以西至济源、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区。战国时，这里属魏、韩，置阳樊、温、攒茅、向、怀、州、盟、扈、宁、卷等县；秦实行郡县制，这里属三川郡，置怀、武德、波、山阳、州、温、河阳、平皋、修武、野王、沁水等县；历代均有建制，且置县大同小异。自东周至隋代，这里均置有怀县；自唐至金，这里置怀州；元、明时，设怀孟路、怀庆路；清朝时，置怀庆府。从行政建制和历史沿革来看，焦作地区自夏建制以来，辖区内曾有诸多县制；“怀”由县制为州制、为路制、为府制。从空间地域来看，辖区范围逐渐扩大，超出了现代焦作地区的范围，但焦作地区是其核心地带。因此，焦作历史文化的主体区域，是在北依巍巍太行、南临滔滔黄河、西接逶迤的王屋山、东连广阔的华北大平原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五、史实的重大性
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战乱时期是必争之地，和平时期是首善之区，许多史实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引领性作用，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就是生动的写照。古代，焦作地区曾是洛阳王都辖区；当代，洛阳是焦作地区西南的紧邻。五千年文明史中，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既有决定王朝更迭的重大战役，也有奠定宏图霸业的诸侯会盟；既有牵动天下的治国方略，也有关乎兴衰的重大改革；既有儒释道法的思想巅峰，也有为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政治统治开凿的大运河；无不浓墨重彩地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如：大禹临终时将职位传给伯益，他的儿子启出兵杀死伯益并建立夏朝，开创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禅让制由此被世袭制所替代，“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2000多年中，这里经常烽火连天、干戈不息。公元前650年，齐伐晋，入孟门、登太行。齐桓公曾悬车束马窬太行。春秋末战国初，诸侯在这里会盟，留下温县盟书(沁阳盟书)。公元前263年，秦伐韩，在太行山“决羊肠之险”，一举夺韩荥阳。公元前204年，刘邦被困于荥阳、成皋之间，他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北扼飞狐之口，南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之津，终于转危为安。新莽军的河阳大战。东汉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汉安帝为防外敌侵犯洛阳，下诏在太行山南端36处要冲屯兵。曹操围临漳，袁尚轻易率军东出太行，结果大败于曹军。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进伐西燕，屯军于临漳西南。西燕慕容永令全部人马前去堵塞太行山口，慕容垂引兵自滏口进入，灭了西燕。隋末，李世民与窦建德相争，李世民进据虎牢，使窦不能越过太行，李乘机占领上党，尽收河东之地。唐朝中期的河阳战乱。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刘福通率起义军越过太行山，火烧上党。元将察罕粘木儿塞井陉、杜太行，遏制起义军向北发展……
这些重大史实，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不仅左右着中原地区的发展，也事关全国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对历史发展具有长远意义，不仅决定着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推动着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对历史兴衰具有转折意义，不仅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也反映着中华文明的曲折演变。
六、内容的丰富性
优越的物候和区位条件，长期的中心地位，使中原大地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万千气象的折射镜，使中原文化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万花筒，焦作历史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涵盖广泛的特性。
焦作历史文化里有人类的起源、物种的发生、社会的演变，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关键性的重要内容。从远古人类到现代人的演进和形成，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这里是人类演变的一个缩影；从将野生植物培育成农作物到将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家禽，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品种大多最早在中原地区选育成功。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陶罐里储存的小麦，对研究小麦在我国的出现和传播路线，以及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人地关系演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夏代建立以前，善于养殖的雍人迁居焦作一带，从事畜牧业生产；夏代初年，善于种麦的麦人迁居沁阳一带，从事农业生产；井人在帝尧时代就开始了“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夏末他们迁居怀地邢邱一带，从事农耕生活，开创了灌溉农耕文化。殷商时期，焦作地区为商王朝重要的经济中心。周时，覃怀地区为“邦内甸服”，其“甸服”之“甸”，乃是指收取租税供给衣食之地。文献中还有“天子之甸”的记载。因此，覃怀地区乃是供给天子衣食以及祭祀所需物品之地，是周王室的主要经济支柱。焦作地区出土的西周铜犁头，有力地证明了这里农业的发展水准。东周时期，该地区夏收小麦秋熟禾，一年之中，既有夏熟，又有秋收，表示土地已过渡到了连种制，并且创始了轮作复种制。轮作复种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该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不仅如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日益丰富，手工业发展，商业也异常繁荣起来。焦作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柄铁剑和一些铜镜，映照出这里当时先进的工艺技术。《旧郡志》说：“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揖伊洛，舟车都会，号称陆海。”《史记·货殖列传》说：“河济之间千树荻，坐以致富。”《盐铁论·通有》记载焦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焦作曾经成为洛阳向西北、东北联系山西、河北的地区性大都会。《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三河”地带缔造了华夏文明。“三河”地带乃是国家的经济中心，而其中的“河内”地区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的粮仓、国家的经济中心。农业的发达，手工业的进步，商业的繁荣，为该地区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再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原地区最早跨入先进社会形态的大门。无论是政权更迭、制度创新，还是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产业形态的产生发展；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艺术品种形式的丰富，还是重要军事战争的发生、军事理论的孕育和军事人才的成长；无论是科技发明、科技巨擘，还是官办的教育机构、民办的著名书院、世人敬仰的教育大家，都可以在中原找到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
我们参观博物馆，看到藏品显示的特点是“多、全、土”等。“多”就是多种多样，藏品极为丰富；“全”就是囊括各个发展阶段、各个朝代；“土”就是在本地挖掘出土的最多。其它地方很多博物院、博物馆，没有像焦作这样，其藏品都是“土生土长”的。
七、广泛的包容性
通过经济交流、战争讨伐、人口迁徙、宗教传播等众多渠道，焦作历史文化。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形成了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频繁，文化融合深化。夏代建立以前，善于养殖的雍人迁居焦作一带，从事畜牧业生产；夏代初年，善于种麦的麦人迁居沁阳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夏商周三代，洛阳以成为国家的都城、权力的中心，焦作地区成为联系山西高原、伊洛盆地和华北平原的通道和门户，是拱卫洛都的屏障。太行山羊肠坂道上的天井关、白陉关、王屋山上轵关，黄河边上的孟津渡口成了军事要塞；黄河、济水、沁河、丹河（卫河上游）成了攻防天险，这种独特地理环境的军事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夏文化就是越过孟津渡口北上，在沁河西岸建立都城---原，积聚力量，再通过轵关和天井关进入晋南扩展地盘的；先商文化就是从太行山东路南下至新乡地区，商人看着奔流的黄河水（当时黄河未改道）无法通行，西折到沁河东岸长期定居下来，并在与夏人隔沁河对峙时建立了商军事重镇---府城。商人壮大实力后西渡沁河和济水，跨黄河孟津渡口南下进入伊洛盆地灭夏。
商周之际，武王伐纣，从孟津渡黄河，在焦作地区整军备战（修武），焦作人民箪食壶浆迎侯明主（待王）……至今，焦作地区的许多地名都还见证着历史文化的交融。
自春秋战国以来，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地经蒙古高原、山西高原向南迁移，北边紧邻山西的焦作，是北方少数民族到达平原的第一站。汉朝时，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已传入这里，融入文化之中。
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后，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焦作地区和白马寺隔黄河而望的东汉千载寺、北魏净影寺、月山寺、圆融寺、万善寺等等，都历经风雨，长期兴盛。
八、思想的基础性
焦作历史文化中的突出思想，如老子在温县东口悟的“道”、柳下惠的后人承继的“和”、孔子的高徒卜商（子夏）阐发的“仁”，汉魏以来形成的孝道思想（24孝中焦作占4例），魏晋南北朝形成的“玄学”等，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内容； 焦作历史文化中的重大节气、民俗活动，如自夏历颁布形成的岁时节日、长期形成的婚丧嫁娶习俗等，都繁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例如：我国传承已久的九九重阳节登高远眺、遍插茱萸、观赏菊花的习俗就源于云台山茱萸峰周边地域，后来被国家定为“老人节”、民间称为“孝道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九、影响的辐射性
焦作历史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汉献帝、山阳公刘协的后代远渡日本，在那里产生了三个姓氏。隋唐大运河永济渠从焦作流向涿郡（今北京），过往的不仅仅是客商行人和船只货物，还有思想文化和远征高丽的军队。著名的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贬居潮州的时间仅7个多月，却因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积极作为，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一代文豪，官名落而文名显，潮州人甚至神化了的韩愈，以韩愈的姓命名事物在潮州比比皆是，古代命名的有“韩山”、“韩江”、“韩木”等，现今潮州市区仍有昌黎路、昌黎小学等，它们反映出潮州命名者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姓和号命名，反映出潮州人至今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潮州昌黎路中段，潮州博物馆前，有一巍峨的石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流露出潮州人自古就有的因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有“祭鳄台”，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是一座历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被潮州人视为潮州城的标志。韩愈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唐宋时期兴盛的瓷都当阳峪，聚集数万名工匠，因战火变乱，一些工匠避难南逃到江西、湖南，技艺在当地逐渐流传。明清时期兴盛的“怀商”，足迹走到哪里，便把精神面貌和经营理念展现在那里，给世人留下了“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 、“南京到北京，不如怀川精
三、中国人文特色是什么
一、重人轻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对宗教都缺少热情。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此即孔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之谓。中国传统文化凝神注视的是人间的是非和寿夭，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则很少加以关注，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轻鬼神、重人事的突出特色。儒家是一种道德信仰，是对完美人格和祥和政治的追求，不是对神仙，对方术，对上帝、对权力的崇拜。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主张“尽人事，知天命”、“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思想具有宗教的精神而无宗教的痴迷，具有文化的包容而无会党的伐异。
二、重道轻器 传统文化所谓的“道”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等，概括地说，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
孔子强调“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其中固然有人格不能偏向一端的含意，但同时也流露出了“知人”压倒“知物”的倾向。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在孔子那里，感性欲求（谋食）与理性追求（谋道）二者之间，后者处于优先的地位，一旦“志于道”，则即使身处逆境，也可以达到精神上的愉悦。所以孔子称赞其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三、 民为邦本 “民本主义”的观念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只可亲近，不可威狎，因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
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人为本、重民爱民，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而要求统治者遵守。孟子认为仁与不仁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标志和依据，提出 “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要求为政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正是这些不同，才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远丰厚的人文追求，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传统文化的人文追求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价值，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超前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