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天津特色的民间曲艺：天津时调

天津不光是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同样它也是我国艺术文化中心 天津文化 中包含着许多特色的当地民间曲艺，接下来我我将为大家介绍最具天津特色的民间曲艺：天津时调。我我将从它的艺术特色和传承意义两点出发。

艺术特色

天津时调是天津土生土长的一种曲种。其原名叫“时调”，源于下层社会流行的民歌、小调。如有来自手工业者自编自唱的“靠山调”；有来自于青楼妓院的“鸳鸯调”（俗称“窑调”）；有胶皮车（人力车）的车夫们，在劳累之余，坐在自己的车簸箕上哼唱的一种“胶皮调”和来自民间生活的“拉哈调”等。靠山调，大约产生于清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绱鞋作坊里的工匠每当日落时，坐着小马扎（用木条或木棍交叉组成支架，坐处用帆布带绷扎而成），背靠房山自编自唱的一种曲调。

内容多是抒发内心的感慨与忧愁。这种小调，被人们称之为“靠山调”。后经演唱者不断完善，创造出新的曲牌，如“悲秋调”、“解忧调”、“怯五更调”、“小五更调”、“反正对花调”等，这种所谓“九腔十八调”，成为“靠山调”的基本调式。拉哈调（“拉哈”为天津土语，指作事不认真），是由流行在河北和天津一带的民歌小调“糊涂调”、“撒大泼”等演变而成。此调的旋律以天津方言为基础。

因字行腔、拍节也是一板一眼，常以对唱的形式出现。像《要婆婆》、《要女婿》等都是传统的名唱段。这些小调先后流传到妓院，经过青楼妓女们的哼唱，又被称之为“窑调”。后来经过文人和歌妓们的改编革新，形成了时调。

时调在词句、腔调和板式等方面都与其他曲种有别。它在词句上，全篇最多不过五六十句，甚至只二三十句，就能把整个内容表达出来；唱腔上，周而复始地反复唱定型的曲谱；板式上，只有慢板、二六和快板三种。词句的规律是四句为一番，每番第三或第四句后面加一衬腔，即“哎哎哟”。唱词有七字句或五字名，可以加“三字头”或衬字，句尾多押平声，以阳平为合格（因天津话多为阳平）人这种格调多用于靠山调。

时调的“数子”不分头尾，都可用五言句，且也不限于四句为一番。可根据情节分成几段。拉哈调则不受句、番数的束缚。在节奏方面，靠山调是慢板，数子是快板，拉哈调是二六板。在演唱上，靠山调是唱，数子是说，拉哈调是半唱半说。总之，天津时调的腔调豪放，演唱时爽朗泼辣，不拘谨滞涩，很能表达天津人的性格和情感。

传承意义

天津时调最初主要流行于天津底层市民聚集的南市、河东地道外、红桥区鸟市、和平区等处的曲艺演出场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对“靠山调”等进行成功改革，使之成为主要的演唱曲调，并创作出许多精品节目。“文革”前期天津时调又一度陷入危机，改革开放后重获生机，日趋振兴，一些传统曲调、曲目恢复上演。但近年来天津时调发展又面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生存危机，亟待扶持和抢救。

天津曲艺有哪些种类

天津本地的曲艺种类就是天津时调、天津快板，它们是独具天津特色的曲艺品种。

天津是曲艺之乡，天津人喜欢曲艺源于天津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处于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以及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形成了天津人所特有的文化特点：兼收并蓄而最具天津特征的曲艺特点。相声、评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京东大鼓、快板、单弦、等项都是在天津兴盛和繁衍起来的，这些曲艺项目在诞生的当地不能很快被接受，到了天津有时几乎是被立即捧红才有机会兴盛繁衍起来。比如相声，源于北京，但只有在天津被认可之后才在北京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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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出名的地方戏曲,并写出著名的曲目

天津过去作为北京的水上门户，其文化曲艺方面多受北京的影响，所以好象天津没有什么比较有影响的地方剧种。但天津是一个平民化的城市，天津人是很喜欢戏曲的。在天津地区比较活跃的戏曲形式有：京剧、河北梆子、评剧、曲剧等等同时在天津还有相当一些曲艺形式比较受欢迎，比如：京韵大鼓、西河大鼓、天津十调、单弦儿、相声等等...

号称曲艺之乡的天津，到底有多少种曲艺？

我所熟知的天津曲艺有六种，分别是相声、评书、快板、时调、单弦、京东大鼓，天津不仅是经济大城也是曲艺之乡，所以在这座人文历史悠久的城市里就汇集了很多种有特色的曲艺。天津位于九河下梢，紧挨北京，无论从地理位置来讲还是从居住人群来讲，都比较复杂，所以天津的曲艺有很多也并非本土流传，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传进天津，不过却又很多曲艺都是因为天津给发扬起来的，比如相声就是最初诞生于北京，结果被天津发扬起来，成为了天津的一大曲艺。

而我所说的只是天津曲艺中的冰山一角，在天津像这种经典有历史悠久的曲艺有很多，下面我就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一、相声

相声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相声里的“说、学、逗、唱”给人带来了很多欢乐，而且相声的经典之处就是能把带有讽刺意味的话语用幽默又不失真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相声是天津最知名的曲艺之一，因此在天津也出了很多有名的相声艺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北京的相声演员。

二、快板

天津快板和其他快板不同，天津快板是用天津话来表演，它既采用了数来宝，又采用了节子板，而配的调又是数字调，伴奏又采用的是三弦音。因此听起来即有粗狂的豪迈感，又有幽默的喜剧感，所以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三、评书

评书不用唱，只需说，手拿一快醒木即可开说，不过评书必须要掌握好这四点：开脸儿、摆砌末、赋美、串口，把这几点掌握好了，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四、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在我国相当有名，可以说在天津的曲艺界里是最具有代表的一类曲艺，它来自于民间的小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土山歌”，它采用了靠山调和数字说，当唱靠山调时采用的是快板，当说数字说时采用的是慢版，不过整个时调全是用地道的天津话演唱，所以听起来十分的爽朗豪放。

什么是天津曲艺

天津曲艺之乡

曲艺，是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的统称。有人说它起源于春秋，兴盛于唐、宋。到了近代，我国曲艺已蔚为壮观。那时侯，报刊杂志的封面人物很多都是曲艺演员。特别是天津，由于天津人文地理环境因素，天津人那时候有许多人喜欢曲艺。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之后，天津就成为了京都门户水陆要冲，有着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和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于是就形成了天津人所特有的市民文化，而最具特征的市民文化就当属是曲艺了。在崔旭于清道光初年所撰《津门百咏》里，就有“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若问儿家住何处，家家门前有堂名”这样的竹枝词。

历史上的天津城市建设，是以外乡人口陆续迁入而随之组建壮大扩展的。这些外乡人士将各自家乡的娱乐形式带到了天津，促成多种声腔曲种在天津地界的既激烈竞争，又相互借鉴吸收和多元化繁衍，这是造成天津地界曲艺活动日益繁荣的契机，也是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民间曲艺艺人的有效保证。当时出现了小黑姑娘、林红玉、小映霞、小岚云、小彩舞、孙书筠等一大批说唱艺人，活跃在舞台上，其中以刘(宝全)、白(凤鸣)、张(晓轩)京韵大鼓三大流派最为著名，可谓享誉全国。

天津之所以被称做是曲艺之乡，还因为多种的曲艺形式都是在天津形成和繁衍的。比如说像天津时调、天津快板，都是天津所特有的。而京韵大鼓、京东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等等就是在天津形成的。像相声、评书、单弦还有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就是在天津兴盛和繁衍的。曲艺在天津昌盛不衰几度辉煌并产生过许多大师级人物。

相声是曲艺的一个品种，源于北京，兴盛于天津。清末民初至建国前夕，伴随天津沿海城市的发展，相声这门艺术趋于成熟，相声界京津著名演员“八德”均成名于天津。

马三立是天津土生土长的相声艺术大师，追求朴实、自然、本色，艺术特点是没有舞台腔，在聊天、耳语般的亲切交谈中，不露声色地进入他所讽刺的人物中去。马三立的艺术感染力来源于语言滋味取胜，而绝无轻佻嬉戏。天津的曲艺沃土培育了数以百计的相声艺术家，相声艺术家的作品又丰富了天津的文化艺术环境，使天津成为全国著名的相声名家的摇篮。（图为相声大师马三立）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这一荡气回肠的名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许多人都是通过骆玉笙演唱的这首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领略了京韵大鼓的魅力，记住了骆玉笙的名字。骆玉笙，艺名小彩舞，4岁起随养父戏法艺人骆彩武在上海、武汉演出。1934年，骆玉笙拜鼓王刘宝全的弦师韩永禄为师，学习“刘派”大鼓曲目。1936年开始在天津演出。由于她嗓音甜美，音域宽阔，韵味醇厚，高低咸宜，其师韩永禄为其设计的唱腔悠扬动听，“嘎调”尤为激越感人，很快便唱响津门，被誉为“金嗓歌王”。

天津有哪些地方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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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曲艺音乐发展史纲

曲艺音乐萌生与发展的良好环境——建国前天津的人口特点与曲艺音乐的关系——以演员和弦师为中心的音乐发展机制——清代的天津曲艺音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天津曲艺音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天津曲艺音乐——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曲艺音乐——建国后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同天津曲艺音乐的关系——以音乐设计者为中心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鼓曲发展机制——“文革”前的天津曲艺音乐——“文革”期间的天津曲艺音乐——“文革”后的天津曲艺音乐——天津曲艺音乐的多样化——天津曲艺音乐的开放性——天津曲艺音乐的天津化——流派纷呈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北倚燕山，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在此汇为海河，注入渤海。它是北京的门户，是我国北方海上运输的重要港口，是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南以及华北各地相互联系的交通要冲。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成为华北的经济中心。

作为城市，它的历史并不悠久。金、元、明三朝，它还只是一个漕运的枢纽、军事的要塞。为了屏障北京，保护漕运，金在此建立直沽寨；元改直沽寨为海津镇；明筑城为卫，命名天津。

清代雍正时期，始置天津州，继改天津府，属直隶省。府治置天津县，以原州界为县界。1913年(民国二年)裁府。1928年(民国十七年)，在天津县的中心地区成立天津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天津县属河北省(1934年1月，市县划界，四乡为天津县)。1930年(民国十九年)6月，天津特别市更名天津市，改隶行政院；同年11月，改省辖市，为河北省会。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省政府迁往保定，天津市重新隶属行政院。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改其名为天津特别市，胜利后恢复原名，至今。建国后，除1958年2月至1967年1月归属河北省(一度为省会)外，一直为中央直辖市。

天津行政区划曾经多次调整。最小时仅限于市区，最大时包括市区、塘沽、汉沽、郊区，以及武清、静海、黄骅、沧县、盐山、霸县、宁津、吴桥、交河、献县、河间、任丘等十二个县。现在，天津市的管辖范围包括：和平、河西、河北、河东、南开、红桥等六个中心市区，塘沽、汉沽、北大港等三个滨海市区，东郊、南郊、西郊、北郊等四个郊区，蓟县、武清、宁河、静海、宝坻等五个县。面积约一万一千平方公里。

作为城市，天津的历史虽然并不悠久，但其商业的兴盛却是从元代就开始了。“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漕船不仅载粮，而且带有货物。侯家后、估衣街一带，当时已成为天津最繁华的所在。明代，随着河海交通的发展，天津的商业贸易日渐繁荣，成为我国北方商品的集散地。旧城东门外和北门外的沿河地区，在明中叶已成为商业中心。明清之交，天津的繁盛已如（康熙）《天津卫志•序》所说：“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揖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三百多年来，天津日渐繁荣，尤其是开埠以后，发展更为迅速，逐渐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工商业大城市。

作为交通的要冲、华北的经济中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与繁华的都会，天津为曲艺音乐的萌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建国前的天津曲艺音乐

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表演艺术，在一般情况下，天津曲艺音乐的发展与天津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加成正比。

谈及人口，不能不指出：旧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发展，使大量农业人口——主要为男性一一流入天津。其后果，就是天津市民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比如：1903—1905年（光绪二十九至三十一年)，天津市民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50：26、150：95、15：95，又如1937—1948年的性别比，最低者为128：35(1948年)，最高者为146：19(1944年)。为消磨闲暇时间，大批男性市民涌入游艺场所，曲艺低廉的票价，灵活的演出方式，对他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们的这一艺术爱好是建国前天津曲艺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当时，为了生活，演员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竞争胜败的裁判者，主要是观众。所以，演员都很是注意根据观众的反馈调节自己的演唱，保留、发展受他们欢迎的唱腔。从而产生了各种流派乃至新的曲种音乐，并因之形成了以演员和弦师为中心的曲艺音乐发展机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天津曲艺音乐清代以前的情况，目前尚不可考。天津曲艺音乐建国前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清代的天津曲艺音乐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清人最早记载的曲艺音乐形式，大概就是打连厢了。汪沆《津门杂事诗》第69首云：“生子何须拜塾师，居奇只唱耍孩儿。清时特重三风诫，心力抛残等刻脂。”诗后有注：“津邑窭人子，每命习唱连相词，一名耍孩儿。新例禁止，渐成广陵散矣。”《津门杂事诗》始著于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刊行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当时，由于“新例禁止”，已“渐成广陵散”。这说明，乾隆以前，起码雍正年间，天津已有打连厢这种曲艺音乐形式，而且“津邑窭人子”以此“居奇”，为谋生手段。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刊行于北京的《霓裳续谱》也说明了这一点。《霓裳续谱》是一部俗曲总集，收俗曲622支，曲调30种：西调、岔曲、马头调、剪靛花、叠落金钱、黄沥调、玉沟调、劈破玉、弹黄调、北河调、番调、寄生草、扬州调、隶津调、盘香调、边关调、秧歌、莲花落、秦吹腔花柳歌、一江风、倒搬浆、银纽丝、玉娥郎、打枣竿、螺蛳转、重叠序、粉红莲、呀呀呦、重重续、两句半，等等。辑曲者为颜自德。据点订者王廷绍说：“三和堂颜曲师者，津门人也。幼工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俱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余。检其箧中，共得若干本，不自秘惜，公之同好。”显然，这些都是乾隆年间传唱的小曲。乾隆年间传唱的，不一定都是乾隆年间产生的。颜自德“幼工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学厂俱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余”，如果他从十余岁开始习曲，则《霓裳续谱》中肯定有乾隆元年以前传唱的小曲，也就是说有雍正乃至康熙年间就已产生或传唱的曲调。

由于颜自德是天津人，加之京津相距不远，交通方便，这些小曲肯定有不少传唱于天津。“腰节儿”《俺家住在杨柳青》就反映了这一点。

〔平岔〕俺家住在杨柳青，(白：是了，)我可紧靠着玉河。把奴聘在了独柳，这是怎么说?也是我前因造定受折磨。(白：这个天哪，可有了时候了。)〔独柳调〕一更鼓儿多，一更鼓儿多，独柳的生活指着这个，教奴家推馏碉(碌碡)，累得我实难过。思量奴的命薄，思量奴的命薄，浑身上下破衣罗唆。每日里织蒲席，才把那日子过，我也是无其奈何，儿夫一去两三月多，到而今不回来，急的我双脚儿跺。〔岔尾〕丈夫拉短纤，一去不见回。撇的奴家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独自个。（白：思想起来，这是俺爹爹和俺妈妈一时也就无了主意，噫!)就信了媒婆！

这首岔曲不仅反映了一位由杨柳青嫁到独流的天津纤工少妇的生活，而且还使用了天津方言“破衣罗唆”与“自个(儿)”。显然，它产生于天津。这说明当时天津已有了岔曲这种曲艺音乐形式。另外，它当中所插之曲牌“独柳调”，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产生于天津独流地区的小曲。

天津出“皇会”时献演的“中八仙庆寿”，也是乾隆以前传唱的一种曲艺音乐。皇会原称“娘娘会”，始于康熙年间。所谓娘娘，即传说中的海神林默。元代，她被朝廷封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并为之在天津（时称海津镇）建“天妃庙”，祈求她保佑海漕安全。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晋封她为“护国庇民昭灵显应仁慈天后”改天妃宫为“天后宫”。无论天妃宫、天后宫，皆俗称娘娘宫。所谓娘娘会，就是娘娘宫庙会，“乃酬神所献之百戏也”。一次，乾隆下江南，途径天津，适逢会期，欣赏之后大加赞赏，赐乡祠“跨鼓”四名鼓手每人一件黄马褂，赐“鹤龄”四名鹤童每人一个金项圈，并赐龙旗两面。从此之后，娘娘会就更名为皇会了。皇会所演‘百戏”，有舞蹈，有音乐，有杂技，有武术，也有曲艺。中八仙庆寿就是一种曲艺形式：“由十三四岁的幼童装扮成‘中八仙’里的各样人物，踩着高跷，并不耍练，只唱唢呐庆寿歌”。演出这个节目的“东南城角同议庆寿八仙老会”，“也是自清朝乾隆以前成立”的。

关于嘉庆年间的天津曲艺音乐形式，见于文宇记载的就比较多了。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杨无怪撰《皇会论》，谈及皇会的各种艺术形式时，认为“莲花落，不耐看”，‘稍可的是侯家后的拾不闲”。

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刊刻的《津门小令》有这样的诗句：“曲唱连环佳子弟”、“荒唐故事演槌皮”、“一片管弦歌荡调，十番锣鼓演清音”。作者樊彬一一加注云：“不施脂粉者名子弟班。九连环，小曲名。”“击皮鼓唱，名槌皮”。“荡子曲细声曼引，情致动人。十番清音歌曲，间以鼓吹二，亦复不俗。” 也就是说，《津门小令》记载了九连环、大鼓书、荡调、清音等曲艺音乐形式。

随着城市的日益繁荣，天津人口逐渐增加。开埠以后，增长尤为迅速。据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汇编刊行的《津门保甲图说》统计，当时天津县有人口44万多人。其中，城内有9万5千多人；城关一带有近20万人。到了甲午战争时期，天津县人口增至近57万人，比鸦片战争期间人口增加了近25%。12年以后，天津市区、四乡及租界又增至80多万人。其中，四乡38万4千多人；市区35万6千多人；租界内的中国居民6万l千7百多人，外国居民6千3百多人。与甲午战争时相比，增加了22万多人。60年间，人白翻了将近一番。

为了满足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各种娱乐活动相应迅速发展起来，各种说唱艺术顺着子牙河、大青河、永定河、南运河、北运河从河北、山东、北京以及江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纷纷流入天津，形成了该时期天津曲艺音乐一个明显的历史特色。由于清代中叶以后，天津所增加的人口，多来自河北以及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农村，北方的各种曲艺音乐特别受到欢迎。清崔旭《小班》诗云：“琵盔清脆响流珠，宛转歌喉学风雏，小曲近来兴北调，当筵赢得一狂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调”流行以及人们喜好北调的情形。

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艺音乐形式有凤阳花鼓、莲花落、什不闲、子弟书、八角鼓、弦子书、荡调、滩簧、联珠快书、木板大鼓、平谷调、梅花调(北板大鼓)、梨花大鼓、西河大鼓(当时尚未定名)，以及拉哈调、怯五更、下盘棋、山西五更、马头调、淮调，粉红莲、探清水河、鲜花调、九连环等时新小曲。

为了适应天津观众的欣赏情趣，它们大多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改进，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曲艺音乐形式，尚保持着比较浓郁的民间文艺特色：活泼、灵活、不保守，善于借鉴，勇于吸收。尽管比较粗糙，但却生机勃勃。其中，经过宋五、胡十、霍明亮等人的努力，木板大鼓发展为京韵大鼓（时称卫调大鼓或京调大鼓)，在此基础上，张小轩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吐字发音以天津方音为主，唱腔质朴雄浑，歌来实大声洪。西韵子弟书经天津方音一唱，曲调的抑扬起伏有了变化，变成了卫子弟书；石玉昆的石韵被改造了，发展成具有鲜明天津特色的西城板。

与此同时，本土本色的靠山调、鸳鸯调问世了。经过改造，拉哈调、怯五更等也具备了浓郁的天津特色。作为天津的时调的主要曲调，它们的形成与改革标志着天津时调这个曲种的诞生（天津时调乃建国后定的名)。高五姑、秦翠红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时调“唱手”。高五姑改革了靠山调，将第四句尾声改为过门，从而改变了它拖拉、委靡的缺欠，使得唱腔丰满，吐字响亮，韵味盎然；在旋律与节奏上，她还以起伏有致取代了平直、单调，并首先采用了疙瘩腔这一润腔技巧。秦翠红则以杰出的天赋与高超的润腔技巧，将靠山调的演唱推上了一个高峰。她嗓音圆浑低沉，音域宽广，气力充沛，吐字有力，具有浓重的天津味儿，歌来粗犷豪放，颇具阳刚之美。

2、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6)的天津曲艺音乐

天津曲艺音乐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本时期前期，社会生活还比较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由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使我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天津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战前，天津的民族工业发展迟缓，无论厂矿数量、资本总额等都落后于上海、武汉与广州。到1925年，天津不仅已成为我国北方棉纺、面粉、火柴、化工等工业的中心，而且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民族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为天津曲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铁片大鼓、梅花大鼓、滑稽大鼓——京韵大鼓的一种，以及单弦的两个重要流派何(质臣)派与荣（剑尘)派，流入了天津。

京韵大鼓的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刘宝全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唱腔：他易河北以及天津的方音为北京语音，易唱腔的质朴、平直为华丽、婉约。他嗓音圆亮甜脆，高低兼备，腔调丰富多变，善于用高腔渲染气氛。他的说即是唱，唱即是说，说唱结合，韵味醇厚。白派京韵大鼓也于此时形成了。白云鹏的演唱以不标准的北京方音为主，唱腔朴素而细腻，苍劲而委婉，并有较多的朗诵色彩，极富阴柔之美。

天津时调也有长足发展。落尺(如《后娘打孩子》)、落五(如《秦楼悲秋》)等单曲体小调一一出现。鸳鸯调衍变出曲调比较繁复、节拍比较舒缓的新鸳鸯调。

本时期后期，军阀混战，战乱颁仍：两次直奉战争，天津皆是争夺的战略要地。1922年4月，奉军占据天津；同年5月初，奉军大败，撤走，直军入津；1924年11月，直军战败，奉军入津；1925年12月，国民军将奉军赶出天津；1926年3月，奉系直鲁联军再度攻入天津：1928年6月，军阀阎锡山控制天津。

军阀混战，严重打击了天津的工商业。两次直奉战争，每次都使津浦、京汉铁路中断几个月，致使”进口贸易，于以缩瑟”；出口贸易因“交通梗阻”，也受到了极大影响。国内贸易更加凋蔽，市场上到处是一派萧条景象。

天津数次罹受兵燹，社会生活极不安定。军队常常侵占民房，骚扰百姓。溃兵常常洗劫商店，侮辱妇女。流氓、混混儿混水摸鱼。租界内经常戒严。人民纷纷避难，冀东各县难民纷纷来津，“而天津居民，又纷纷向租界逃避。”1924—1928年，天津人口由75万激增到138万，几乎翻了一番。军阀还以筹划军饷为名，横征暴敛，搜刮财物。他们更大量发行军用票、金库券等纸币，直鲁联军就曾滥发军用票100万元。

由于以上原因，天津人民生活比较困苦。拿1924年冬天来说吧：“中产之家”因无钱买煤取暖，天冷时全家只好围被而坐，“每月所需米面菜节蔬，亦减至最低等级，只求勉强一饱为足已”。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不能不影响杂耍园子的营业。1924年11月，“平日拥挤不通之北海楼、北洋商场等处，一日之内，阗然无顾客者，居其多半。”分别位于北海楼与北洋商场三楼之上的北海楼茶社与北洋茶社，自然也无杂耍演出。1928年6月，“戏园座位多为军人占据。军人固不花钱，更有一般身佩符号者，亦杂坐其间，倘向其索钱，不曰某机关，即曰某司令部”。这自然极大地影响了天津曲艺音乐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激增，曲艺观众的数量并未减少，一般情况下，他们维持了杂耍园子的芦业，保持了明地演出的兴旺。在这种背景下，铁片大鼓和西河大鼓发展了自己的唱腔。

王佩臣以其聪颖的天资、独特的风格，征服了观众，成为铁片大鼓继往开来的代表人物。她音色清脆、甜润；咬宇清晰、有力，常用闪板、掏板、抢板，节奏活泼多变，爱以衬字行腔。润腔时，多用下滑音。因而唱腔委婉、柔媚、巧俏、风趣，被时人昵称为“醋溜大鼓”。

西河大鼓赵派也初步形成了。赵玉峰擅长说唱短打、袍带大书。他弃河北方音，改用京音，吸收、借鉴京韵大鼓的某些曲调，形成了自己的唱法，以二板、三板为主，尽量不唱节奏缓慢、长腔较多的头板；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扬长避短，往往高弦低唱，在弦子的上把行腔，在句和句之间加过门，以烘托唱腔。他咬字清楚有力、节奏鲜明刚劲、行腔短小舒畅。

此外，在这段时间内，刘宝全完成了他的改革，刘派京韵大鼓经过不断完善已经臻于完美的境界。

3、国民党统治时期(1928.7～1937.7)的天津曲艺音乐

天津曲艺音乐在本时期发展到巅峰状态。

两种新的曲艺音乐形式，在天津形成了。翟青山以小曲落腔调为基础，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创造了单琴大鼓(后名琴书、北京琴书)。平谷调经过前一时期刘文斌等人以宝坻方音演唱，又融合了落腔调的某些旋律，衍变为京东大鼓。

外地的一些曲艺音乐形式，继续流入天津，比如河南坠子、辽宁大鼓、山东琴书等等。其中，河南坠子与辽宁大鼓在天津发展成一个新的高峰。

1928年，乔清秀来津，下功夫钻研短段，在唱腔上刻意求工。她用梨花大鼓的花腔改造了坠子的开头唱腔，创造了新鲜明快的“起腔”，以灵活多变的技法丰富了坠子的平句唱腔，在《凤仪亭》、《三堂会审》、《韩湘子度林英》、《宝钗扑蝶》等唱段中，每一段的平腔和垛子都各具特色；她广泛吸收京韵大鼓、京剧、民歌以及流行歌曲的东西，化为坠子，不断为坠子音乐输入新鲜血液。她吐字俏丽，行腔明快婉约，特别注意高音、中音及变音的运用，嗓音以纯净甜润见长。

朱玺珍针对辽宁大鼓委婉缠绵有余，鲜明响脆不足的缺点，首先改革了“起口”。她将“八大口”（八大句)由缓而长改成快而短，把过长的第七、八两句的长拖腔，变成新的“四大口”或“六大口”。从而，由“大口垛句”直接转入“小口调”，不再用冗长的过门作过渡。其次，她相应变动了“小口调”与“流水板”。原唱腔不但句子间断痕迹明显，而且“一道汤”。她采用挑起来与压下去的高扬和下滑唱法，使唱腔抑扬有致，婉转活泼。第三，她改变了唱腔的速度，由原来的一分钟70拍变为一分钟104拍，一扫过去那种抑郁沉闷之气。第四，按北京语音吐字发声，分清了唇齿音，学会了处理轻重音、平仄音，弥补了辽宁大鼓出音裹字、以音带字的缺陷，做到了字真韵美。第五，她与弦师王海门一起改革了“弦子挂”，突出了响和快，扩大了行弦的音区；采用了加花的办法；吸收了其他曲种的弹拨技巧，以密撮为主，运用了弹跳指法。从而，既保持了原来的悠扬、细腻，又显得刚劲、鲜明。

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太平歌词、天津时调等曲种的音乐，在这段时间内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花四宝与弦师卢成科合作，对梅花大鼓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梅花大鼓的女声唱法。她开辟了高腔音域，有时还去掉了慢板句首的语气助词“哎哪”。唱腔上，易苍劲典雅为婉转华丽，行腔圆润俏皮，拖腔韵味醇厚。节奏灵活多变，小切分节奏尤具特色；赶板垛字，干净利落，特别是上板与野鸡溜的句尾落腔，既脆又帅。这种唱法很快风靡京津，建国后几乎形成了“无梅不花”的局面。

马增芬在其父马连登的帮助下，也创立了新的流派唱腔：“三把唱”运用灵活，随时可以转换，而且转得自然，换得利索；下扎腔、拉腔、走腔由过渡句变成了可以随意使用、伸缩自如的起伏腔，由附属乐句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华彩乐句，且不时出现于平腔之中，特别是在那些抒发情感、转变情绪的地方；唱平腔时，不仅揉进了以上新腔，而且还经常灵活地移动字位，倒置板眼，使用俏口俏句，从而改变了重复单调的状态，达到了平而不淡、平中有奇的效果。

王兆麟改变了太平歌词每句前四字说后三字唱的呆板唱法，加强了旋律性。节奏上运用了闪板，润腔上使用了擞儿，剔除了可有可无的虚字。从而，使这种长期从属于相声的音乐形式脱离了相声，走出了明地，进了杂耍园子，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

时调艺人赵小福嗓音甜美，行腔委婉，传情真挚，以柔取胜，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唱腔。

在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新的曲种音乐流派进入天津。比如：董桂枝与程玉兰的河南坠子、鹿巧玲的梨花大鼓、谢芮芝的单弦、王殿玉的大擂拉戏，等等。

刘宝全、白云鹏、金万昌、荣剑尘、常澍田(单弦)、高五姑、秦翠红、葛振清（联珠快书）、沈华亭（西城板)、于瑞凤(莲花落)等各曲种的带头人，也在不断探索、精益求精。

这一切，书写了天津曲艺音乐史最辉煌的一页。

这些成就的取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1)演出繁荣。

本时期的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工商业有较大发展。三十年代，各类工厂、商店、商贸行、货栈、银号、钱庄、银行将近二万处。外资银行、洋行将近三千家。商场、商店、浴池、舞厅、饭店、旅馆、戏院、影院鳞次栉比……这些，促进了曲艺演出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跻于报纸所登载之演出广告上的艺人就有三百多人。当时，刊登广告的只是那些有点儿名气的杂耍园子，书场、落子馆，多数杂耍园子以及撂地的艺人，皆无此能力。

(2)新型曲艺演出场所的出现。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种新的观众群出现了。这就是那些服务于金融业、商业、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政府机关、交通、邮电部门的职员、教员、编辑、记者以及那些中、小商人和资本家。他们有较为固定的收入，生活相对稳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欣赏水平。对那些比较典雅的曲艺节目比较喜爱。然而为艺人观念所囿，不愿涉足一般的杂耍园子，怕有失身份。与他们相仿的，还有那些麋集于租界的下野军阀、政客，前清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子弟。这两类人大多在租界活动。当时，英、法租界畸形繁荣，各种建筑物纷纷出现，法租界劝业场一带迅速发展为天津的中心与最繁荣的所在。为满足他们的需要，一些新型演出场所应运而生，如天祥舞台、新世界（1930年改为小广寒)、歌舞楼（1934年改为小梨园)、中原公司杂耍部、天会轩，等等。这些演出场所给的包银较高，所约请艺人，多是第一流的；它们上演的节目，都比较文明典雅，代表着天津的最高水平。为了在这些场所演出，为了使这些观众满意，艺人们不得不注意俗不伤雅，化俗为雅。具体到唱腔上，逐步由质朴、粗放、高亢趋向华丽、细致、婉约。这就推动了天津曲艺音乐的规范和美化。

(3)商业电台的出现。

1927年，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播，每日播出一些曲艺节目，但影响不大。三十年代中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刺激下，仁昌、青年会、中华、东方四家商业电台先后出现。由于曲艺深受听众欢迎，也由于曲艺演唱的简便性，它们都约请曲艺艺人直播，由艺人在节目演唱中间代播商品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它们对曲艺——特别是曲艺音乐的普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首先，不仅使京韵大鼓、单弦等原有曲种为更多听众所熟悉，而且使河南坠子、辽宁大鼓、京东大鼓、单琴大鼓等新流入或新创立的曲艺音乐形式家喻户晓。比如1939年4月3日的《广播日报》就说：“自乔清秀在电台播唱河南坠子以来，于是坠子声调深入家庭”。其次，宣传了演员，仰无线电波之力，14岁的马增芬以一曲《绕口令》奠定了她在西河大鼓界的地位，乔清秀迅速红遍三津，刘文斌得到了广大家庭妇女——特别是老太太——的青睐，翟青山、王剑云(单弦)、石慧儒(单弦)等人的名字与其唱腔一起飞入千家方户。

(4)激烈竞争的结果。

本时期，剧场间的竞争已达白热化。以前，曲艺演出基本不在报纸刊登广告，随着商品竞争意识的逐步深化，大中型演出场所认识到广告的作用，于是，大、小报纸的广告栏中，曲艺演出广告所占版面日益扩大，对各自出演的演员、曲种、节目竭尽宣传之能事。它们还借鉴京剧的“排名制”以刺激演员之间的竞争。所谓排名制，就是在广告和戏报中，依照演员在整场演出中的档次、位置，进行由主到次、由优到差的排列。档次、位置的确定，主要以演员的演出效果、受观众欢迎的程度为依据。比如：据1936年9月13日《益世报》所载小梨园之广告，小彩舞尚在二牌位置，头牌为张寿臣和侯一尘（相声)。在10月6日的广告中，她就超过张、侯，跃为头牌了。又如：1936年10月28日，刘凤霞（京韵）排名第三，第一、第二为小彩舞、张寿臣与侯一尘；可到了11月15日，她就下降为第八位了。排名的前后，不仅标志着演员的声誉、地位，而且决定着演员的收入。因而，演员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根据自己的特长与观众的需要在艺术上出新。而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又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条件。

这种竞争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它不能不带来副作用；有些曲艺形式，如莲花落、荡调，由于皆为群活，而剧场又只按节目的场数付钱，演员越来越少，逐渐没落了。在观众“色艺双全”的要求下，鼓曲女艺人成批涌现，数量远远超过男艺人。鼓曲界开始呈现出演员“阴盛阳衰”的景象。以中原游艺场为例，1929年，女演员占40%；1936年，占60%以上；到1937年，竟高达70%。当时，各种曲艺音乐形式与相声、杂技等同台演出。这70%，除少数杂技演员、京剧清唱演员外，皆为鼓曲艺人。占30%的男演员，则大多为杂技、相声艺人。

4、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8～1949.1)的天津曲艺音乐

在这一时期，天津的曲艺音乐开始急遽滑坡。

敌伪统治时期，不少杰出的鼓曲艺人谢世，其中不仅有刘宝全、金万昌、高五姑、常澍田、常旭九（莲花落、联珠快书)等老艺术家，还有风华正茂的花四宝、乔清秀、王剑云、荷花女（太平歌词)，几乎全是各曲种的代表人物。朱玺珍去了东北、林红玉(京韵大鼓艺人，有女鼓王之称)去了山东，章翠风（京韵大鼓)去了南京，马增芬、桑红